这本书之所以名为“中国文化中的小说传统”，意在强调：中国小说是在中国文化中涵育而成的，在诸多方面都有其异于小说的特色。 我从事古代小说研究已有三十余年，自始至终并“辨体研究”，尤其注意将“辨体”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看来，文体本质上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曹丕《典论·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既注意到性格类型有种种不同，也注意到文体类型有种种不同，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它所包含的判断是：某种文体与某种性格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唯其如此，不同作家、不同时代对不同文类的倾心和擅长，就不只是一个技巧和训练问题，而是意味着不同的人格和癖好，意味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人”或“时代”，有时比读他们的或历史叙述效果更好。或者说，这种无意的比有意的更实可信。 这样看来，从事古代小说的“辨体”研究，不仅是小说研究的需要，也是知人论世的需要。古人用不同的小说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自己、把握世界，我们要了解古人以及古人的生活和人生态度，也需要对小说文体做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的确立，其依据是的文艺理论。其分类方式在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缺憾：今人习惯于将文学作品区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四大类别，而这种分类法所强调的文类特征与中国传统文体固有的特征实际上存在相当多的不一致之处。梦到钱包丢了 比如,我们将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和明清时期的小品文都划入“散文”范畴之内,而三者的体裁特征是大不相同的： 六朝骈文以抒情为目的,以写景和骈俪辞藻的经营为表达上的特征，轻视、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唐宋古文以或寓含真知灼见为旨,以论说和叙议为表达上的特征,通常或不太注重写景及骈俪辞藻的经营；明清小品文在忽略骈俪辞藻的经营方面虽与古文相近,但并不重视,并不致力于思想的深刻,它着力表达的是一种情趣、一种情调。 在面对这三种传统文体时,一些学者不去关注各自的体裁特征,而习惯于以评鉴现代散文的方式来加以论述,结果张冠李戴,未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以降，学术界开始上述流行方法，感到有必要将“会通”作为研治古典文学包括古代小说的原则。 我的古代小说研究恰与这一过程相伴随。在尝试对“中国小说传统”作“同情之了解”的过程中，在尝试以“会通”取代“以西律律中国小说”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注重“辨体”，确实可以较为有效地防止文学理论的过度干预。 例如，厘定了子部小说的文体规范，就不会简单套用的小说三要素理论，对于《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一类作品的解读，才能切中肯綮、说到点子上。用“传记辞章化”来概括唐人传奇的文类特征，不仅有助于其文类特征的形成脉络，而且有助于划定其文类边界，以免泛化指涉对象，将所有写于唐代的有虚构意味的叙事作品统统纳入传奇小说范围。 《中国文化中的小说传统》有幸在孔学堂书局出版，要感谢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郭齐勇先生和孔学堂书局张忠兰总编，没有他们的青目，就不会有这本“学术论集”。门下潘志刚负责具体编排，帮助处理注释、校对等事宜，费力甚多；书局编辑，在编辑过程中耐心细致，让我体会到出书的喜悦，谨一并深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