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回家的路温靖邦自言自语：老温很年轻的时候，喜欢玩文学评论。昨天在网上发现一篇文学随笔，最早刊于《当代文坛》，旋转载于《当代文艺探索》，现在还在网上转来转去。（原载《当代文坛》 原刊编者按：短篇小说朝何处去？这是当前文艺界普遍关心、经常议论的问题。本刊从本期将开展讨论，欢迎大家踊跃来稿；来稿不一定局限于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也可就你感兴趣的其他问题发表意见。 然而传统并不尽然都是消极的、陈腐的。故反传统不一定就意味着革新、进步，说不定有时还刚好相反。 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物的影响下，注重意识流手法、纯心理刻划、螺旋式情节展开、立体结构、乃至“反小说”手法，忽视乃至废弃人物形象塑造的作品，似乎一度走红，大有取传统的（指小说创作最发达的19世纪的西欧与）创作方法而代之的气势。即使时至这种作品终于不能赢得读者而渐近式微的现在，不少同志仍乐此不疲，继续进行理论上的肯定和发挥。他们指出：那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业已过时，当代中国文学需要完全的纯粹的“现代派”；建立“现代派”一统天下乃是“文学史上的一场。”言词坦率，态度鲜明，颇足惊世骇俗。然而却缺乏现实认同的支持以及理论根基。他们中的另一些同志则承认人物形象塑造在小说中的正统地位；在这前提下，为废弃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中心的“现代派”小说争一席之地。然而所持根据却又并非标本式“现代派”作品，而是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巨匠的名篇。本来是意在告诉，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小说的产生由来已久，并非“现代派”的发明。应该承认，这比诸前者就要审慎一些，富于论辩色彩一些．因而也显得聪明了一些。 承认了这种关于小说不必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意见的合，就势必引出这么一个严峻的结论：以往的理论大师所谓文学必须创造“典型中的典型性格”是有缺陷的，不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因而不是一条人们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至少不是一条必须遵循的规律。 恩格斯所谓“典型中的典型性格”，首先是针对以创造人物形象为主的小说而言的，所以它是小说的基本的创作规律，是对人物创造的最高要求。你可以限于思想和艺术，达不到“典型中的典型性格”那样极至的境界，但你必须以人物为中心，写出人物的一定性格来。否则，你写出来的作品，既已失掉了小说的主要特征，那还能叫作小说吗？如果废弃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准则，放弃了对创造典型中的典型性格的追求，认为凡有情节甚或毫无情节的一切文体都可以叫做小说，那还留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干吗？还要划分小说与散文、游记、故事、寓言的区别干吗？ 如果要对创造“典型中的典型性格”这一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予以修改甚至否定，只是一味去抹杀它与散文、游记、故事等诸种文学体裁的界限，把它们都并入小说，那将带着太明显的主观随意性，势必导致小说于末。 有的同志举出历史上人们的成功之作为例，证明小说也可以不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中心。这倒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例如，有同志说；“契诃夫的小说《草原》，与塑造人物相比，作者着力塑造的是草原本身的形象。”认为没有鲜明人物性格，可也不妨碍《草原》成为小说名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要分小说和散文呢？既要划分，这两种文体就必然有别，不会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的名字吧。小说以创造人物为中心，散文则主要是写景抒情，有时候是景人兼写而以景喻人。但这“人”，则不一定要象小说那样要求性格突出，只需表现出一定的意蕴就行。《草原》与其说叫小说，毋宁说叫散文更恰当。所以维克诺夫在编选《俄罗斯白银时代散文选》时将它放在了头条。界文学史上，有的作家写某一作品，对它的文体属性未暇致详，也不鲜其例。事实上，契诃夫本人对其作品孰为小说孰为散文，并未作严格的划分。用《草原》来证明小说不须以写人为中心也可以成功是靠不住的。 为了支持关于小说创作可以忽视塑造人物形象的意见，有人又指出成功的小说既有“事件从属于人物”的，也有“人物从属于事件”的。他们也以契诃夫的名篇《苦恼》作为“人物从属于事件”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见解。 事实上，《苦恼》并非“人物从属于事件”；反倒是，不仅主要是写人，而且在很短的篇幅里创造出了堪称“典型”的人物。 《苦恼》的主人翁是一个名叫姚纳的马车夫。作家一开始就从面貌和肖像的性格化上对他作了生动的刻画，勾勒出一个呆钝、孤寂、凄苦的马车夫形象。接着用了一组小情节，叙述姚纳执拗地向乘车人诉说他儿子的死，却没有一个人愿听。到结尾，令人的来了：姚纳没有倾吐哀愁的对象，竟向马喋喋不休地谈起他儿子的死来。于是，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了。全篇的每一个部份，都在展现他某一个情态，而每一情态都无不附丽于他的性格核心。怎么能说是“人物从属于事件”呢？ 有人指出，这篇小说里只有“一个典型行为”，并没有典型人物，甚至没有比较突出的人物形象。这也很难人。在结构严谨的短篇里，一个“典型行为”足以构成一个形象。怎么能把一个人物的“典型行为”同这个人物的一定心理规律割裂开来，否认它与人物形象的典型性有关呢？都市有成千上万的马车夫，这些马车夫都有自己的种种痛苦，也有种种不同的排遣痛苦情绪的方式。姚纳也是这样。他向马诉说心中的悲哀，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行为。但正是这种行为令我们了。从他的这种独特行为里，从他忧郁深沉的情绪里，以及他得不到同情的可怜处境，我们看到了劳动者的共同命运和渴望倾诉凄苦遭际的共同愿望。怎么能否定他身上有一定的典型性呢？又怎么能否认这是一个性格鲜明的形象呢？ 自从文学发展到初步成熟的阶段，文学开始分家了，摆脱了那种亦诗亦文，杂陈并列的原始阶段，后来才产生了大批杰出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等。这要归功于分门别类的细致化。一切比较高级完美的成就均须有分工为基石。小说也是如此，当它从笔记、说唱、话本里成长起来，找到了自己的规律，踏上自己的轨道，即把创造人物形象放到中心地位，这才出现了杰出的小说作品。文学史的发展就是这样。如果现在再将必须要创造人物形象的小说与可以不写人或不必写出人物性格的散文搅在一块，结果又会怎样呢？ 世界小说史上堪称经典的作品，哪一篇哪一部不是以其鲜明的人物形象征服历代读者，从而登上文学高峰的呢？有不少佳作名篇，我们不一定能记得起它的情节和细节，可是其中的人物却使我们历久难忘。莫泊桑的短篇佳作《项链》，我们不一定记得清女主人公对丈夫不屑的心理活动过程，但一定记得清她如何去参加那个对她的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舞会；不一定记得清她为了赔偿项链，在筹集时捉襟见肘的窘况。可是，我们却对一个小布尔乔亚女人的、不甘寂寞的状态以及她那漂亮而庸俗的形象，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斯汤达的《红与黑》也是这样，谁能记得住那纷繁庞杂的情节呢？然而一提起这本书，我们的脑里不禁浮现出于连、德·瑞那夫人、玛特尔小姐等一系列人物来。我国古典小说则更是如此。以《三国演义》为例：提起“赤壁之战”，首先涌入我们脑际的是孔明、周郎、黄盖、曹操等一系列人物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三国演义》之成为文学名著，不在于它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无数战争场面和外交活动，而在于它通过这些描写塑造了一系列不朽的文学形象。我国文学史上也有不少写出了离奇、惊险古怪的故事的小说，由于没有成功的人物形象，而终于未能跻身于优秀作品行列，甚至湮没无闻。例如《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其《三遂平妖传》就是这样的败作，宋元话本中的相当一部份，以及清代侠义小说，近代《江湖奇侠传》之流，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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