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女性文学大系》（先秦至今）及女性文学史研究”（项目号:17ZDA242）的阶段性研究。 清末民初时期，作为新兴的报刊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文化空间。女性小说创作也不例外，其作品大多首先载于报刊，从数量观之，则以女报为最。本文以晚清重要报刊《女子世界》为“集散地”，考察晚清女报的编者对于女性报刊体例、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等方面的构想为中国女性小说创作发生提供的制度上的铺垫。 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女性从事“小说”创作。然而，“五四”之后，小说竟成为占据女性文学版图最主要的体裁。中国女性小说在向“五四”迈进的历史进程里，在清末民初实际上存在过一个相当数量的女性小说作者群，至少可达56人，作品141篇（部）。于是，我们不免发问，这些女作者何以能够在这一历史时刻现身于小说场域、主动参与创作?当时究竟蕴含着哪些有益于女性小说创作发生的制度性因素?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充满的谜题。 清末民初时期，作为新兴的报刊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文化空间。1908年，时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说一门，隐与报界相维系”。女性小说创作的兴起很大程度 上也依赖于这一文化空间。据笔者统计，在近代141篇（部）女性小说作品中，有132篇（部）最早发表于报刊，只有9篇（部）是以传统的结集方式出版。而在发表女性小说的报刊中，又以女报为最，大报文艺副刊次之，最末为小说。我们仅从上述统计数据，便可断定女报之于近代中国女性小说创作发生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职是之故，本文“借助报刊，返回现场”，将追踪的焦点投射到晚清时期，特别关注1904年创刊的《女子世界》——这一近代女报发生期的重要期刊的编者对于报刊体例、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等方面的构想，为女性小说作者的生成所提供的制契机，及其为民初之后女报成为发表女作者小说的重要阵地所做的社会和文化心理上的铺垫。 近代报刊的诞生本是东渐的产物，从最早的传教士操办，到后来中国文人士大夫接续自办，早期主持者皆为男性。直到1898年5月，裘廷梁及其侄女裘毓芳共同主编的《无锡白话报》创刊，才首开女子参与办报的先例。然而，在近代名目繁多的各类报刊中，由女子主持编辑和笔政的其实并不多见。虽然多数报刊并不特意供稿者的性别，但是，在主流男权话语的文化惯性下，这种“不作要求”其实恰恰反映的是对女作者的和一种不视为存在的自然。女性报刊则是个例外。由于它们主要面向女性读者，因此，大概是希望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增强亲切感，中国女报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由女性自任编辑与自主笔政的方针，显示出了极强的女性自主。 1898年7月24日，《女学报》在上海发行。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第一份女报。早在该刊出版前两个月，《新闻报》就刊出了《中国女学拟增设报馆告白》，文中说道: 万事创始，章程粗具，今得主笔两三，恐不足以供应天下，想之大，闺秀中定不乏大手笔。无论贤淑名媛，如有高见卓识，乞请迅速惠赐官话缘起一篇、章程数则，本馆当有文必录，公聘笔政。 征文对象是“贤淑名媛”，可见，以女性来主导报刊的方针，早在《女学报》的筹办期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之后，也确有知识女性读到这篇告白，自愿为该报撰写文章，从而成为主笔之一，如薛绍徽。 至《女学报》正式发刊，果然“报中主笔人等，皆以女士为之”，此种举措在“中国近来报馆林立，而如泰西之以女子主持笔政者，实未之见”的现状下， “实开古今风气之 先”。被列入《女学报》主笔的女性，前后多达30余人，显示出了该报较之其他报刊的最新异之处。这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在《女学报》的主笔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如潘璇女士兴奋地讲道: 至于设报的人，或者是本国的绅商，或者是外国的教士，从来没有我们本地女子设立报的。故此不独他们男子和外国人，看为希奇，即我们自己，岂不也觉得新奇!直把戒“外言”“内言”的这块大招牌，这堵旧围墙，竟冲破打通了，皇皇的讲论女学;女主笔岂不是中国古来所未有的呢，我们现在竟直认不讳，亦畅快极了。 尽管基于当时的女学状况，主笔“皆以女士为之”既不现实，也没有真正实现;但是，由《女学报》的女性主笔报刊、讨论女性问题、面向女性读者的运行机制，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对后世女报的发展影响深远。 自《女学报》以后，女性报刊一发不可收，虽大多旋起旋灭，但始终不绝于世。据徐楚影、焦立芝的《中国近代妇女期刊简介》可知，从1898年到1918年间出版的女性期刊前后有50多种。其中，明确由女性自办的有《女报/女学报》 《白话》 《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天义报》《留日女学会》《女子白话旬报》《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等。此外，还有一部分女性报刊虽由男性倡办，但也表达了希望由女性来主导的意愿。如《女报》特意说到:“本报既系女报，则主笔、翻译、校对，皆当延聘女手。”又如包天笑在编辑《妇女时报》时也认为:“里面的作品，最好出之于妇女的本身。”不仅如此，男性者还非常重视为女作者留出言说和发表空间。如晚清《女子世界》在“文苑”一栏中专设“因花集”刊登女性诗歌，同时又辟“女学文丛”用以发表女性论说。到了民初，《妇女时报》反复说“本报文苑中，只收名媛闺秀之作。凡男子所作之诗文，概从割爱”， “以书翰文及韵文美文，必全收闺秀之作。甄之极严”;《女子世界》和《妇女》也声明，“辟《散花集》一栏，征求闺秀文稿”，“不论诗词歌赋，以女子所作者为限”;《中华妇女界》还设立“成绩”一栏，与《妇女》的“国文范作”一样，专门用来刊登女校学生的国文作业。 在中国古代，尽管才女代不乏人，但“女子弄文诚可罪”却是压在她们心头的一块大石。而女报这一“开古今风气之先”的报界存在，不仅赋予“女子弄文”的性，更促使她们在公共领域抛头露面，从而与中国传统的妇德规范相。对此，时文《论女报》一语道出其中原委: 先哲有言，男主阳教，正位乎外，女主阴教，正位乎内，内外之界，有如鸿沟，朗然不混……今女报以男子为主笔乎?抑以女子为主笔乎?抑或男女同襄笔政乎?主笔者不能出此三种，断可知矣。如以男子为主笔，是阃外之言入阃内也;如以女子为主笔，是阃内之言出阃外也;如以男女同襄笔政，是又混内外之界，而坐无外非内、无内非外之诮矣。提倡女报者，其能解离经叛道之讥耶? 因此，早期女报主持者都承担了不少压力，如《女学报》在“公聘笔政”的同时，还不忘补充一句:“夫今日何日?宜爱才之不暇，尚可拘成见乎?”《女报》在“皆当延聘女手”宣告之外，也体贴说道:“惟各人即可由家中，以函件往来，无须到馆。既免往复车从之劳，且免人退有后言。”事实上，办报之与社会之非议，反而证明了女报出现的划时代意义。 毫无疑问，由于女性报刊的创立，处于“失语”状态的中国女性第一次冲破了“内言”与“外言”的千年之阃，有了发表自己言论的园地，同时改变了晚清报界男性一统天下的格局。因此，不妨这样说，女报之“女”，并非仅仅体现了刊物讨论女性问题、面向女性读者的一面，更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对供稿者性别的期待。尽管女报从不男作者，但是，这些报刊的女 性作品在数量上远远高于其他种类的报刊，也正如此，研究者才称“女报的产生，是女性意识反映于报界的标志”。 中国最初的三种女报分别是《女学报》（1898年）、《女报/女学报》（1899年创刊、1902年续出）、《岭南女学新报》（1903年）。它们的栏目设置各有千秋，但均不小说，有的甚至对小说相当轻视，如《女学报》的主笔康同薇曾说: 夫海内淑秀，知书识字者非无其人也，然其上者，则沉溺于词赋，研悦于笔札。叹老嗟悲之字，乎闺房;春花秋思之辞，缤纷于楮墨。其尤下者，且以小说弹词之事，陆沉于其间。 无独有偶，该报的另一位主笔潘璇也认为，中国女子“有的读了几年书，帐目信札不能写，那传奇小说的书，却能看得几部，手不释卷，满肚子里都是神仙鬼怪、才子佳人的典故，因此以致逾闲荒荡的不少”。又如，《女报/女学报》的创办者陈撷芬这样讲道: 我们中国女人读书识字的狠（很）少，就有几个认得字的，就喜欢看小说……看了这种书，非但不能长进学问，还要照书上的样子来改变性质。看了书上女人装饰得好，就要学他装饰;看见书上讲游戏事有趣，就要学他游戏;看见书上讲富贵的景象，就心上羡慕他，恨不得自己也像这样富贵……那性子柔软的，便学那小说上情致缠绵的人，固然是不好;那性子的，便学那小说上的人，尤其误事。看的小说越多，肚里的经济越大，那行为说话越不正大。 因此，陈撷芬劝说大家要“把这个看小说的工夫，看别样书或者看报，再不然做别样事，大小总有些益处”，并自信地认为，“既然肯看我这个报的人，一定是不愿意看小说的”。此外，该刊另一女作者陈槎仙也在指出中国女子不识字的现状时，发出“识字之妇女，则或往往分心溺志于稗官野史盲词曲说之中”的感慨。 直到1904年1月17日，《女子世界》在上海创刊，才开女报设“小说”栏以发表小说之先河。该刊前后发行17期，出版时间跨越3年。从《女子世界》诞生之日起，“小说”栏就位列其中。之后，尽管栏目经历了大小几次调整，但均与“小说”栏无碍——从《女子世界》创刊至终刊，小说作品每期必见，共计13篇;另有《美人妆》一种（篇目详下表）。《女子世界》刊出的小说体式多样，有章回、短篇、翻译小说，也有传奇和弹词，反映了近代“小说”概念形成期文类归属的一种驳杂现象。虽然《女子世界》上小说的数量并不算多，但是，与此前女报相比，该刊首次设置“小说”栏、发布小说作品已经显得十分另类——更何况这个栏目还是每期必备的重头栏目。 《女子世界》“小说”栏篇目一览表篇名 期数 作者 《情天债》 第1、2、3、4期 东海觉我（徐念慈）《松陵新女儿传奇》第2期 安如（柳亚子）《女中华传奇》 第5期 大雄（高增）《花》 第5、6、7、10期 非想《狮子吼》 第6期 觉佛（高增）《侠女奴》 第8、9、11、12期 萍云女士述文（周作人）《同情梦传奇》 第8期 挽澜《好花枝》 第13期 萍云（周作人）《女猎人》 第13期 会稽萍云女士（周作人）《荒矶》 第14、15期 会稽萍云译述（周作人）《女子世界》 第14期 志群（陈以益）《造人术》 第16、17期 索子译（鲁迅）《天鹨儿》 第16、17期 黑石译（周作人）《美人妆》 昭文东海觉我（徐念慈）《女子世界》对小说如此看重，与其背后的时代风潮自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02年，当梁启超大力推扬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时，也了对小说从理论革新到创作实践的探索，晚清中国正式进入“小说时代”。如此，《女子世界》潮流开辟“小说”栏，似乎是当然之举。然而，陈撷芬《女报/女学报》最末一期出版于1903年10月，此时距“小说界”提出已一年有余;何况这期还是在日本——《新小说》的发源地编辑完成。当时东京发行的好几种，如《游学译编》《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江苏》等，均已出现“小说”栏目。但是，这一地缘优势并未对《女报/女学报》产生影响。此外，尚有几份与《女子世界》同期甚至略晚的女报，如《妇孺报》 《女界灯学报》《天义（报）》等，也都不刊小说。可见，仅以“小说界”的影响来解释《女子世界》对小说的态度，恐怕行不通;事实上，这与主持者的思想和趣味是分不开的。 《女子世界》的发起人是丁初我，辅助者为金一、蒋维乔。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较早地从理论或实践对“小说界”做出回应。1904年，为了“打破当时一般学者轻视小说的心理”，丁初我与曾朴、徐念慈在上海创办了“专以发行小说为目的”的小说林社。该社《小说林》，也被誉为“近代四大小说”之一。而《女子世界》的“灵魂人物”金一是晚清著名小说《孽海花》前六回的著者。虽然他后来“以小说非余所喜”，遂把续书的责任交付曾朴，但仍然热情地帮他谋划小说全局。此外，金一还著有《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被阿英视为晚清重要的小论纲领性论文之一。《女子世界》另一位重要辅助者蒋维乔即便在诸事繁忙、疏于读书的1903年也阅览了“《新小说》三、四、五共三册”，可见他很早就对小说产生了兴趣。此外，他们还经常帮助年轻作者修改小说:丁初我发现了初出茅庐的周作人，并为他润色小说《侠女奴》《玉虫缘》;金一与陈彦共同翻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恩仇血》;蒋维乔也多次提到他为奚若校改小说稿，他们共同合作的四部小说也先后在小说林社出版。 《女子世界》创刊之初，丁初我与金一各自撰文表达。尽管丁初我的文章题为《〈女子世界〉颂词》，而《〈女子世界〉发刊词》出自金一之手。但事实上，丁初我才是真正负责该刊日常编务的人。他在“颂词”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理想女子的构思:“军人之体格，实救疗脆弱病之方针;游侠之意气，实施治恇怯病之良药;文学美术之发育，实开通暗昧病不二之治法。”然后，通过“合此三者，去旧质，铸新魂”的努力，“养成女军人、女遊侠、女文学士”，最终“花团锦簇”“”的“女子世界”。类似的构想也体现在金一的《发刊词》中。两位主要发起者对于未来“女子世界”三足鼎立格局的构想，直接体现在的编辑方针中，尤以“传记”栏表现得最为明显。 “传记”栏（第二年改为“史传”）是《女子世界》每期必备的重头栏目，发表传记总计16篇。此栏推出的女性榜样，基本对应着丁初我提出的“女军人”“女遊侠”和“女文学士”，而尤以前两者为重。在晚清对“女豪杰”大力的历史语境中，这也不算突兀;但却与该刊当初设想的“三分天下”格局名实不符。或许考虑到了这一问题，从第二年第一期开始，丁初我着意凸显“女文学士”，将自撰之《女文豪海丽爱德斐曲士传》载入刚刚易名的“史传”栏。文中为丁初我所极力称赞的“女文豪”精撰之《安克尔德姆木屋》，就是今人耳熟能详的美国著名女作家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但是，丁初我并未将传主置于纯粹的“小说家”来看待，而是极写“文字固有左右世界”的能力。斯托夫人的“著作一出现”，“解放奴隶之潮流遂披靡于美洲全境”。一年之后，丁初我又在《中国 之女文学者》中重申“中国国运之凌夷，与文学之衰歇成正比”，大谈在“女界中尤沉墨”的现状下，吕惠如、吕眉生、吕碧城三姐妹的出现为“社会之导线，万千魔界之明星”，是“国运由凌夷而兴盛之征”。 可以说，丁初我看重“女文学士”，认为“她”有资格占据未来“女子世界”三分之一的天下，就是因为“文学”有“左右世界”和“造成事实之母”的能力。换言之，丁初我看中的是“文学”具备的启蒙能量与新民效应，说到底，“女文学士”与“女军人”“女游侠”之间不过殊途同归，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救国。这样的逻辑让我们立刻联想到“小说界”中，梁启超们所认定的小说具有改良群治、支配的“不可思议之力”。对此，《女子世界》也有相当体认，《美人妆》广告称:“泰西论文学，推小说家居首，诚以改良社会，小说之最大。”观《女子世界》刊出的小说，也大多为启蒙之作，如《侠女奴》《女猎人》和“短篇小说”《女子世界》等。可见，丁初我笔下的“文学”已与“小说”建立起了一种“同构”关系——借此，“女文学士”便得以与“女小说家”共享一脉相承的逻辑与文化空间。至此， 《女子世界》的“女作者”通向小说创作的一条隐约、狭窄而又幽长的通道也就形成了。 然而，反观《女子世界》发表的14篇小说，却没有一篇出自女作者之手，这不免令人感到有些扫兴。但常有意味的是，《女子世界》第一期的开场小说《情天债》，在“楔子”中这样写道: 列位要知这女杰的历史，与兴国的原因，老夫是亲身经历过来的。想欲做一部开国志，一部自立记，从头至尾一一写出，以为我们帝国个纪念。无奈年纪大了，眼也昏了，笔也举不起了，真正力不从心，无可奈何。可喜我的同患难、共甘苦的老伴，早将前数十年、可歌可舞可悲可泣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写成一部小说，名曰《情天债》。 在叙事者“老夫”的记述中，该篇作者实为其“老伴”——也就是说，是一位女性。可见，在《女子世界》第一部小说中，一个虚拟了性别的“女性”作者，已经正式登场。 相较于这种在“楔子”中交代作者性别身份的做法，随后周作人以“萍云女士”的笔名发表的4篇小说显得格外醒目。因为，“”的“女”作者彻底在面前公开了身份。周作人晚年曾忆起与《女子世界》的结缘，说的是“同班的朋友定阅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把寄到那里去”。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其《侠女奴》是自《女子世界》第八期开始连载，但早在第五期上就发表了他署名“会稽女士吴萍云”的一首诗歌《偶作》和两篇散文《说死生》《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诗歌所刊之“因花集”与散文所归之“女学文丛”本来是《女子世界》专门用来刊载女性作品的栏目，而周作人却了一个女性化的笔名“登堂入室”，这无疑赋予了这一虚拟的“女性”身份在视野中的“真实化”。有趣的是，《说死生》所用笔名“会稽十八龄女子吴萍云”还增加了年龄的维度;在第六期《女子世界》所载《寄稿家芳名录》里不但有“萍云”的姓氏“吴卓”，而且名列榜首，可谓是将“换装”进行到底。因此，当周作人再次以“萍云女士”的笔名在第八期“小说”栏中亮相时，谁会怀疑这个女性化十足的名字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一位须眉男子呢? 在清末民初，虚拟的“女性”小说作者大概和《女子世界》上出现的情况一样，可以分为两类:其一类似徐念慈的《情天债》，用“楔子”一类的说明交代作者的真实身份;其二即和周作人一样，直接署为“某某女士”。后一种情况在当时更为多见，常常会令不知情的读者。其中，较早也较为著名的，当推《东欧女豪杰》的作者“岭南羽衣女士”。这个笔名原属于女医生张竹君，直到20世纪50 年代，阿英还认为《东欧女豪杰》出自张竹君之手;直到晚近，学界才逐渐认可它的作者其实是康有为的罗普。 这种现象在近代中国并不少见，翻开小说目录，可以发现署名“某某女士”的作者随处可见;不仅如此，这些男作者还非常乐意对自己虚拟的“女性”身份加以“真实化”的特殊强调。例如，周作人经常在小说中“我女界”“吾姐妹”，罗普《东欧女豪杰》也以女性的口吻对性别歧视展开: 你看那古今东西历史上英雄的招牌，都被他们男子汉占尽，我女孩们便数也数不上十个二十个，开口便道什么大丈夫，什么真男儿。难道不是丈夫，不是男儿，就界上、人类上分不得一个吗?这真算我们最不平的事了! 更加有趣的是，几年之后，罗普为翻译小说《红泪影》作序时还说:“昔年新小说社所刊之《东欧女杰传》，乃岭南羽衣女士手笔……后以女士他行，而此绝大绝奇之野乘，竟辍于半途，阅者惜之。至今数年以来，海内之士遂无有踵女士而为之者。”可见，身为男性作者的罗普使用女性笔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为之的草率行为——至少在1908年，他还不忘重申小说作者的“女性”身份。 反观当时的读者，他们大概不会对这些自称“我女孩们”的小说作者表示怀疑。比如，对于“羽衣女士”的真实面目，同在日本游学的马君武也毫不知情，他读其文而慕其人，与“她”通信作诗，留学界一时传为笑谈。民初之后，更发生了一件被野史杂记津津乐道的文坛趣事。顾明道曾“梅倩女史”在《眉语》上发表小说，屡次收到爱慕者的求爱信。对于他的真实性别，不仅普者毫不知情，甚至连《眉语》社都稀里糊涂，“亦曾函索倩影”，可见其“性别装扮”之成功。 在近代中国，“男子而作闺音”并不是一件稀奇事。值得探讨的是，这样的行为背后，究竟蕴含了什么样的动机?《女报/女学报》曾刊“某君”的《婚姻论》，前有陈撷芬“附志”颇能说明问题，因此移录于下: 前得广东鲍女士蕴华由东瀛来书，嘱撷芬将此旨为我提倡。自维寡陋浅识，闇于征验，不足以女界，负诺爽言，弥自歉疚。某君知其故，慨然自任，以此论见赠，足以慰吾蕴华，而伸吾两人之含义矣。某君意以，故多假女子口吻，识者鉴之。 可见，在陈撷芬看来，男子是为了帮助女性其意，是一种代替女性“发声”的行为。不仅如此，这种得到了女性自身的认同，而并非如某些女权主义者所的那样，是一种将女人视为“他者”来“想象”的行为。 那么，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产生了，如果仅仅是为了“言女性想言而不能言”，男子为什么会发生在小说领域?从内容上说，如果是为了兴国救亡、启蒙导愚，论说、等形式无疑能更直接、更清楚地表达作者意图;从传统承续上说，中国自古就有“男子作闺音”的传统，《诗经》的比兴抒情创其始，屈原的“香草美人”扬其波，再到汉乐府诗歌，代抒闺怨的作品逐渐发展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题材。因此，不管从何而言，男性女性创作小说——这个中国女性从未涉足过的文类领域，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学现象，需要认线年代，在维新运动兴起的过程中，新普遍重视格致之学。如游历欧洲后，发现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曾经留学英国的严复亦有此观察，将欧西之学归为“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与之一脉相承，文坛巨子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这样写道: 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或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其为男子，苟无他所学，而专欲以此鸣者，则亦可指为浮浪之子，靡论妇人也。 众所周知，尽管困于“内言”“外言”之戒，古代能诗才女依然代不乏人。自17世纪以来，女诗人的大量出现更是令中国女性文学史显得生机盎然。然而此刻，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却彻底否定了旧时才女的“诗才”，在他们眼中，这是中国数千年旧学的代表，与真正的“学”背道而驰。因此，当晚清那些必须与“过去”诀别的知识女性在报刊上集体登场时， “写诗弄词”已不再是她们显露“才”的最佳方式。或者说，她们必须探索新的文类，藉此重建其在与文化上的。于是，女性书写文类不断扩展，包括新做梦梦见洗头体诗歌、游记文和性散文等。随着女作者日益频繁地出现在晚清的文化空间中，加之她们身上负载了可观的资本，“女性”声音也日益享有更大的权威。此时，享有类似“权威”的小说文类应运而起，其功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至此，小说也就与当时流行的“实学”形成同盟，而与“批风抹月”“拈花弄草”的诗词相。因此，“女性”作者现身于小说领域，似乎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无论这种看起来的“女性”性别身份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 另一方面，若仅仅着眼于男性女性笔名的这一行为本身，我们可以看见其中蕴含了加速女性小说创作发生的巨大能量。因为“男假女名”实质上授予了作者另一身份——一个明确的女性作者身份的潜在。换言之，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中国女性写作小说的;“她们”的现身，又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做好了充分的铺垫。从今以后，小说对于女性不仅不再像古代那样是洪水猛兽般的存在，读者也会对报刊上那些署名为“某某女士”的小说习以为常。 在《女子世界》之后，晚清影响较大的女性报刊尚有《女报》《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天义（报）》《神州女报》《女报》和《妇女时报》等。其中，《妇女时报》创刊于1911年6月，基本活动于民初;《女报》因创办于“天子脚下”，不免偏于保守，旨在培养贤妻良母，显示出与其他女报的不同气象。此外大部分女报，均创刊于东京和上海两地，具有较强的色彩。如《天义（报）》旨在于“尽破固有之阶级”，“男女与种族、、经济诸并行”。积极提倡无主义。其悬的之高、理论色彩之重可见一斑。与《天义（报）》同年创刊的《中国新女界》立意略显平和，但仍因刊载《妇女实行应以暗杀为手段》一文而被日本警方查封，目前仅见六期。剩余的几份刊物均与秋瑾有关。《中国女报》为秋瑾所创，仅出两期，她便罹难。而主持《（新）女子世界》的陈以益，早前即与秋瑾商量合作事宜;秋瑾死后，陈氏“集二志而定一尊”成《神州女报》，后因经济原因停刊;随后，他又于1909年创刊《女报》，继续刊发《神州女报》的遗稿，还出版了“越恨”，公布了秋瑾案卷与时人清议。 尽管这些女报的旨各不相同，但“小说”均已进化成为各报的常设栏目。不仅如此，这些报刊上也刊载了几位“女作者”的小说，如“金陵女史”的《家庭乐》（《白话》）、“会稽挽澜女士”的《女英雄传》（《中国女报》）、“懊侬女史孙馨”与许啸天合作的《白牡丹》和《侬薄命》（《女报》）。此外，也有像《女子世界》的《情天债》一样，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来宣告小说作者的性别，如《中国新女界》上的短篇小说《哀音》，开头这样交代: 这篇小说不是署名人自己做的，记不得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也记不得是在何处一个著名绅士人家的字纸篓中寻出来的。内中所载，系一少年妇人，身世之哀，颇多情之感，中间也有许多社会上的情形，奇特的思想。 小说署名“远庸录述并批注”，这里的“远庸”即民初著名新闻记者兼评论家黄远庸，其时正在日本留学。“他”读完这篇捡来的小说，“哭一回，叹一回，想一回，闷一回，当时就想打听这女人姓名、籍贯、门第，以及一切底里”;然而却没有成功，十分难过，“这回碰了好机会可以刊行出来，偿了不才十数年以来的心愿，亦且可以安慰已死者之英灵”。在这段中，作者竭力让读者相信“他”并不 是小说原作者，而是为“她”代言;在行文中，“他”与“她”的声音常常交织在一起，编织而成一个极具意味的小说文本。 总体而言，这些女报虽不乏“女性”小说作者，但相比《女子世界》的数量与质量，不免相形见绌。大概因为这些女报为特定旨服务，偏于激进、多言，对于文艺并不加意。与之相比，《女子世界》是首创“小说”栏的女性报刊，其刊出的13篇小说中有5篇出自“女性”，编者提出的“女文学士”与“女军人”“女游侠”三足鼎立的“女子世界”格局，在当时确实立意颇新。这也正是本文以《女子世界》为讨论核心的最重要的原因。 《女子世界》作为“目前已知的近三十种清末女报中，除去校刊与日报，历时最久、册数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女报，“无论是研究晚清报刊史，还是考察晚清女性的生活与思想，该志都是不可绕过的文本”。而在《女子世界》发端的借助报刊这一新来建立女性小说性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意义。目前，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尚未形成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概念的“女性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建立在一种“现代文学”范型的基础之上。因此，以往通行的女性文学史叙事常常津津乐道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现代第一代女性作家，并赋之以鲜明的动态形象——“浮出历史地表”。但实际上，中国古代长期形成的严禁女子阅读与创作小说的文化积习并不是新文化运动一夕之间予以清除的，在“五四”女作家“浮出”地表的背后，以《女子世界》为代表的清末民初时期女报震荡开来的历史“浮力”不应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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