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一冉安定，左二吴若海，左三李勇。后排左一孙嘉镭，左二吴宁，左三熊亦平，左四吴若杰，左五高阳，左六邓君，左七樊国忠。
2018年1月27日，吴若海长篇小说《诗殇》研讨会在青岩附近的古茶山庄举行。参加研讨会的有古琴、吉他演奏家吴若杰；诗人、画家李勇；文化策划家樊国忠；黔中书院院长熊亦平；诗人、资深传媒人孙嘉镭；诗人、评论家高阳；诗人、评论家冉安定；作家邓君（女）等。 虽说研讨会举办头一天突然降下霜凝，但是研讨会还是如期在既定地点举行，看来真正的友谊是不畏霜雪的。天寒地冻，空调开到最大也手脚冰凉，不过当大家把注意力转到《诗殇》之后，严寒就不存在了。每个人都就自己读《诗殇》的感受发表了中肯的看法，坦诚出于友谊，也出于对文学的爱。本次活动由“”号创办者诗人李勇主持。
李勇：《诗殇》研讨会能举办，我说下缘起。我跟若海在“”公号上搞了一个“沙龙”专栏，搞这个沙龙，是我们两个在很多地方想的做的都有共鸣，而且在内容上、形式上都很投缘。大家一起往前走，走到自己想要达到的方向或者说目标。沙龙搞好，刚好这部小说推出来。目前《诗殇》已在“”号连载十九期。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网易、搜狐、新浪、uc、百度、天天快报等都转发了。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搞这么一次活动，算是作一个小小的总结。 今天来的，都是若海的朋友，又都是喜欢文学艺术，或者哲学教的，而且都是读完了这部小说的人。讨论没有对和错，一定是自己最深的感受。我读这部小说读得很慢，看了又倒过来看，这是八十年代这一代人史记般的小说，它前期追溯到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写那几段爱情，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法，里面有教内容，有少数民族的内容，有八十年代最好的人性的复苏。小说很厚重，里面有很多点很多面可以展开，可以让你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自己的影子背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给大家读一下编发《诗殇》时我写的编者按，也是抛砖引玉吧。 “读完若海兄的长篇小说《诗殇》，我顿时毫无理由的想到了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托夫》。 在这诗意小说深邃的意境之域，我看见一颗闪烁人性本真的灵魂，从青春期的黑房子里跌跌撞撞的撕裂内心渴望热血沸腾的生与死的冲突而跌宕起伏的向我们走来，他生命的在倾情挥洒人生上的之意象和通透的感性之灵动。 这部小说反映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青年诗人短暂的悲剧性的一生。呈现了深刻的生命意识，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和向往以及对心灵家园的追寻......”
吴若海：先谈一下小说的创作背景。小说写的是八十年代，时间段是两年。一年写了主人公到了一个很原生态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年写了回到城市，直到主人公死。八五、八六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构思这个作品，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创作，一拖就是三十年。当然，从动笔到写出来，只用了半年时间（2016.3——7、2016.10——12）。写完后放了三个月，开始修改，先后修改了四次。然后就进入了李勇先生“”的平台上，开始连载。一个月三次，时间分别是1号、11号、21号。从提笔到出版，没超过两年，还是算快的。比起我的有些作品，《诗殇》是幸运的，我的有些作品横跨三十年，还没有出版。
1、诗歌，在文学上作为一切思想、审美、情绪的最高载体，又作为青春与热情最璀璨的精华，诗之殇死代表了一种自古以来的天才之不遇，人类有力或无力地哀叹千百年，至今诗人与诗仍不能彼此，文学、艺术依然如幻境般存在，虔触者几亡。 2、小说中不时插入大篇幅充满形而上的对话，使人想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诸贤及笔下人物的心历程，充满矛盾、质疑、和热血，但终究是一种对思想的虔诚、对的胸怀，极富感染力却不。 3、这部小说和陈一飞人物塑造虽离不开也不可能脱离传统的塑造方式，但其人物本质和我们当今时代各文艺领域所盛行的叛逆者作品却大相径庭。第一，陈一飞是严肃认真的思想者、创作者和实践者，虽好，却非那一众所喜好塑造的毫无思想、玩世不恭、只懂耍帅耍酷的智障青年。第二，陈一飞绝不，其死虽是意外也是必然，不似诸多叛逆者终究坠入俗窠、，继而华丽地变身为的“成功人士”。第三，陈一飞既是严肃的叛逆者又极有“人味”，天才博学却从不以理示人。他虽然也不可避免地渴望成功但因为太年轻不知何为成功、何以成功，这对天下所有虔诚的文人、艺术者都是巨大的，我们不能因陈一飞的死裹足不前，也不要从陈一飞那里汲取什么经验教训。 4、该小说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娓娓道来，此乃作者完成的第一部叙事作品，足见其语言叙事才能之积淀之深。且该小说作为严肃小说写“通俗题材”，主题鲜明，首尾呼应，却无任何煽情卖弄之处，叙事平稳而节奏却充满暗流，作为严肃小说，既没有现代小说常见的阅读障碍（结构、语言或用典晦涩），又没有传统小说的累赘繁冗，极具可读性。 5、从个人情感上，我认为这部小说最弥足珍贵的一点，乃是对世界完全（毫不客气地这么说）的当今国人的猛击和痛惜，但它不是药，文学家、艺术家不负责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只需要尽量提出问题。作为该小说的读者，如果你还对人性的本真（无论）还有一丝不舍，对生活和世界的美好还有一丝，希望你读完此书后，在剥掉所有面具的情况下，严肃对待自己一次。
孙嘉镭：作者对“诗”字情有独钟，这是他内心最的高地。而“殇”字，是他对于一个时代乃至人的根本命运诚实的表达。所以，在《诗殇》这部小说里面，既显示出一个个如诗如画美轮美奂的场景，又显露出挽歌式的悲凉。 在小说的“楔子”里面，隐藏着《圣经》的底色，从智者的身上我们仿佛可以看见的影子。如果要一一对应的话，阴影和少女，无疑就是亚当和夏娃。而狼人，应该就是人类的祖先沉沦循环的蛇精了。小说就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上展开叙述，从“楔子”这个小小的叩开故事的门环，到整部小说形成的涵盖无穷无尽巨大的时空之环，环环相扣地结构出了一个“乐园——失乐园——找寻乐园”的圆弧形轨迹，上演着一幕幕的与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 作者用十多万字的篇幅，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展示出一个个形形色色跌宕起伏的人生。他用笔描绘出了一个如诗的麦达小镇，也许是想让我们相信，在某个隐秘的地方，在我们本性深处，存在着一个远离至真的世界，那是我们生命真正的归宿。
樊国忠：当听说若海写小说的时候，我很惊讶。在我的概念里，没听说过他写小说。我跟若海的交流，不光从易学的角度，从诗歌的角度，古文的角度，在思想上、哲学上、教流也比较多。《诗殇》就带有很多。我对陈一飞的身亡是持反对意见的。后来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会持反对意见，最后悟出其实他是以死问道，叫问天，这个小说是个问道的过程。第二，结局的真正目的是殉道，道在哪里？就是为了弄明白这个道究竟在哪里。通过小说开始的楔子，就是以诗的语言来写的。当我看到楔子的时候，我说，是在写诗啊！当我看到第三部的时候，一开始轻飘飘的，看到后面，我感到作者的笔力，逐渐的循序渐进。所以这部小说是一部值得反复读的小说，是有生命力的小说。一部小说的生命，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到底留得下留不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我们再来看这部小说，就更有力。若海兄今年五十多岁，还在求索，我们都还在追问，人生就是要有思想。一部小说同样要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生命力。什么是有思想的小说，不离开社会生活现实，同时从生活现实里面提炼，给人以和反思。《诗殇》是一部殉道似的小说，这是我的观点。
熊亦平：这本书我看了两个晚上，每天晚上都差不多看到四五点钟，看完的第一感受常真诚。小说所写的时代，我曾经经历过。这本书很好看，第一，惠阳就是贵阳，永明河以及发生的一些事情，知道不知道的都觉得非常亲切。第一部，也就是走入少数民族那一部分，读着读着不由得感到吴老师的经历太了不起了。因为分了两个晚上看的，前半部分简直觉得太真实了。当时已经开始和吴老师有接触，他的风采和真诚让我觉得就是一个小说。第二个晚上看到主人公死了，就知道不是小说。看到结尾，我的感觉是可惜了。这么一个有才气的陈一飞，在命运即将转折的时候戛然而止。当然很多电影也是这样，但是处于读者的角度，觉得不过瘾，意犹未尽。就像这杯茶太好喝了。我觉得最诗情画意的是第一部，虽说穿插了很多民间祭祀，但是没有雷同，文笔非常美。看到中间的时候，心想吴老师性格这样彪悍，怎么对那样一个领导，就打不下那一巴掌去。我的话，可能就不是一巴掌了。我可能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在观看，属于乱弹。 李勇：陈一飞在这部小说里，他这个人他的命运，他的，他的结局就是这样的戛然而止，小说就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就是应该。陈一飞在那个年代，他的经历，他和叶颖也好，和其他人也好，走着走着就停在他走不下去的那个地方，所以弘一写“悲欣交集”。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命运就是这个样子，悲欣交集！我们有很多美好的愿望，比如说某某，大家会说，他们俩在一起是最好的，最幸福的，天作之合。但是呢，他们俩走不到一起。所以说，陈一飞到了这个时候，只是陈一飞，不是吴若海了。他已经不是吴若海笔下的陈一飞，他就是存在的那个陈一飞。
邓君：我读《诗殇》，打动我的首先是语言的美感，语言的诗性和音乐性，感觉就像读诗。作者把他对音乐的理解带进了小说，读起来非常美。其次，《诗殇》不是通俗小说的写法，我觉得作者把故事隐去了，但是故事的脉络，人物的命运我们又是清楚的，是一种诗的写法。我感觉整部小说仿佛是作者本人的投影，他的哲思、想往，人物的命运，整个过程他都在做一种探讨。还有就是教情怀，哪怕是写到性，写到爱情，都是那么圣洁，使人感到人性的和率真。这么热烈的一个陈一飞，对爱情如此狂热，但是读起来，我是平静的。小说里边，特别是第一部对大自然的描写，使我想到屠格涅夫。现在的小说不太看得见风景了。当然，作者是贝多芬式的描写——“蔚蓝君临一切”。读过来，又让我看到尼采的哲思，不停地追问，不停地在问自己的灵魂。人性和神织，看待生命的那种高度，我觉得像我喜欢的一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法，他的《卡拉马左夫兄弟》不是没有故事，是他希望你忽略他讲的故事——那个，他只是借用它而已。作家希望的是能有那么一个会心的读者，与他一同探讨人性、教、哲学，或者只是倾听。他把问题提出来，不停地追问，追问，甚至可能都还没有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绝不是个旁观者，他参与到其中，有多高，就去理解多高。自己去找自己的答案，《诗殇》也是，作者没有把答案给出来。另一点是插文的形式非常好，很新颖，又拔高了。整部小说，我觉得或许是我有意忽略了它的故事性，而全心迎合小说的那的。
吴若杰：在座的各位里面，我应该是若海最早的读者，八十年代，他读大学的时候，我读小学。那时我们三兄弟住一间屋，我跟若海睡一张床。若风单独睡一张小床。所以经常看到若海写东西，写《城市交响曲》等等，有时写到临晨五点钟。他写的东西我一般都最先看。我们小时候读书轻松，没有多少作业，我回家二十分钟，所有的作业都做完了，很多闲暇时间会看一些书，他买的书一般我都看过。若海这部小说，刚开始我和樊哥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之前若海没有写过小说，不敢确定他写下来是什么感觉，仔细看下来还是觉得很不错。看他这本书让我想起一些之前看过的书，说《诗殇》让他想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我想起的是另外的一些，比如黑塞的《流浪者之歌》，巴金译的《六人》，还有波德莱尔的作品，特别是《巴黎的忧郁》。《诗殇》总是会让我想到这类似的一些作品。若海小说中对于人性的思考，对于美、善、、孤独、无助等等的刻画都非常好。还有诗意，尤其是第一部，非常诗意。另外就是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对人生的思考，反复的追问。还有殉道，虽说殉道让作品仿佛戛然而止。正如刚才大家说的，解决问题不是作家的责任。《流浪者之歌》我看了很多遍，因为它是以释迦牟尼佛为原型来写的，主人公从一个寻觅者到一个反观内心者，从倾诉人生到倾听河流，到生命的。回到若海的书，思想性、性这一面，这里引入到了教层面，但是这种教层面，感觉被一堵无形的墙挡住了，整个陈一飞的人生在这个地方被撞得粉碎，烟消云散，戛然而止。所以很多朋友说，哎？怎么结尾这么突兀呢？不过瘾，哈哈！不过瘾就是若海讲的，还没有找到道。 熊亦平：我说作品突兀，是因为前边感觉像是文体，后面的结局却是这样，也许这正是作品的高明之处吧。中间一段读起来有点悲催，因为那个时代有它的沉重的东西，沉重当中才有新的。后半段我以为会写得诗情画意，很平实地直接就到现在，我所说的突兀，是在这里写的是真实的，而真实的人死了，如果是出版物的话，我想读者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 吴若杰：小说的结尾虽然突兀，但是它就接着下一部，就相当于一个奇特的引子，下一部作品肯定是一种纵向深入，如刚才若海说的，，可能就会出现很多教的内容，教的内容不是说很多、教义的东西，而可能是实际的、简明的带来的全新生命体验。 吴若海：包括面向世界，拿起一朵花，其实就是面向世界。文学是这样的，完全在由的话，就失去意义了。 吴若杰：这样的突兀也很有意思，因为每一个读者都在用自己的生命相续这个故事，仿佛在这里横空一刀。
冉安定：我认为《诗殇》的结尾是堪称技术的一个结尾，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的民族性决定的，我们的作家缺乏一种悲剧意识。其次，如果陈一飞没有被毁掉，则反映了社会的正常，社会、时间对他的冲撞，这种冲撞的程度，作者必须要用悲剧才能反映这种剧烈，如果是一个完满的大结局，我觉得它不应该是吴若海的作品。如果说，也应该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但那个不是软绵绵的、轻易到来的，这样的结尾，我倒是很赞成。 冉安定：它是一个征兆，我认为，是下一部作品的一个征兆，虽然这个征兆已经很好了，我们期待下一部作品能带给我们更广阔的，层面更高的享受。 李勇：好的艺术品一定要有弦外之音、话外之音，让人回味。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东西，张三写的，李四写的，看起来是一样的，没有个性，没有作者的个体生命。我们看到的是八十年代，其实，八十年代也是一个符号。通过八十年代这个载体，有时代背景，有人物背景，生活背景，它是一个物理概念。不是说此“八十年代”就是那个“八十年代”，是有差异感的。 高阳：我开始读的时候也特别怕读到和其他作品一样的东西，就是过分地去纠一个年代。比如吴老师写，写抄家，我就特别怕他抵着一个东西来写，写成套。但是吴老师也没有特别去突出八十年代，也没有特别去突出，那个度把握得很好。主人公如果生在现在，命运不会有什么改变，甚至可能还要更悲惨一点。八十年代还要更容纳一点。 吴若海：我曾经考虑过很多，那就是陈一飞怎么个死法。最后想到可能还是火好一点，要用一种虚幻的，带有一点象征来写。所以陈一飞被火烧死这一点，还是比较绚丽和灿烂的，虽然文字不多。然后进入第二十七章，陈一飞的日记，（若海读……）尾声非常短。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说，其实可以不要楔子和尾声。我说，楔子和尾声不要，其实也是完整的，但是加上楔子和尾声，作品才有厚度。 李勇：其实看楔子我花的时间比较多，它恰恰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内容点之一，没有楔子，这部小说会受影响。 冉安定：一些细节，比如刚才谈到的，取火这种死法，青春和火的，这个象征很好。包括《浮士德》开篇的，开始就奠定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和基础在那里。有了楔子和尾声，整个分量和质感就出来了。这就是一个人的手笔，它不是由技术决定的，而是由和意志力决定的。 李勇：结尾为什么用火来结束生命，火和生命一样，有圣性在里面。陈一飞生命的结束有两重性，一个是内在性，他走到这个地方，走不下去了；一个是外在性，他一走来，走到这个地方戛然而止，走不下去了。死有很多种形式，但是在火光中有一个涅槃，向死而生。陈一飞虽然死了，但是另一个陈一飞又生出来了。所以一个好的小说家，一个好的作家，写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不是他本人了，活着的一定是小说的主人公，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作家在活着，那就没有意思了。 吴若海：从人物上，这是柯老给我提出来的，他说“情报处长”有点脸谱化。要是意见提早一点，我可能就会做一些修改，因为这个人物在生活中有原型，而且给我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当时的确带着一种感彩在写这个人物。不过呢，我想留点遗憾也没有关系。 李勇：其实也不是遗憾，因为当时那个时代，他就是社会符号。柯老站在他的生活场景，认为这个人物脸谱化很正常。在出版的时候，我希望尽可能地把有些东西消化、沉淀，这一点上，若海兄做得很不错。第一，他有自己的想法；第二，朋友给他提的，他都是认真考虑的。包括书名，我都觉得是最贴切的一个，和人物的命运，最后的结束是一体的。 冉安定：说点题外话，看《诗殇》的时候我经常走神，产生一些联想，老是跟我要写的第一个长篇搅在一起。要命的是有很多重叠的地方，比如飞哥、阿飞哥，我的小说就是这种情况。这种巧合很奇怪，我最初的笔名就叫阿飞。我作为一个创作者，同时又作为一个读者和评论者。我对结构和节奏比较，所以读起来真的感觉很不错。在这部作品的下，我也准备把我的小说整理一下，放了也有二十多年了。 李勇：阿飞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一个符号嘞。我是这个观点，到了那天，该它来的时候，它自然会来。你看若海的小说，有这种状态，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一种。你的那部小说，或许是今年，或许是明年，你不要去想，到了那个时候，它会来的。 高阳：其实不仅仅是八十年代，如果我们把它局限在一代人，这个东西就死了。我想起刚才说的脸谱那个问题，其实不妨把它用起来，直接就用脸谱。现代小说的手法是很多样的，脸谱化放在传统美学，肯定是不符合现代人的，但是呢，你加工一下，就放在里面，故意而为之。 冉安定：脸谱代表当中的一个，干脆就把它极致化。陈一飞被压榨、窒息到最后，就是脸谱化的俗世导致的。我想起西川的一句诗：他和世界的冲突，就是一匹马和的冲突。脸谱代表刻板，说白了就是真善美的。所谓平庸就是这个，我认为。 吴若海：我曾经跟彦讨论，我说冉安定的叙述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包括你的诗歌。的诗歌戏剧性是很强的。戏剧性是他们的传统，莎士比亚不用说了，你去看歌德的诗歌，哪怕是短诗，都有戏剧性。你去看海涅的、罗曼采罗、雪莱的、拜伦的，都有。戏剧性的几个特点，有冲突有场景有人物，这就构成了戏剧性。光有情节还不一定是戏剧，要有冲突，有，才是戏剧。 冉安定：错误不在叙事性，而在于我们的表现方式。我的诗即使是短的，我也力图成具有戏剧性的片段。也就是把的隐秘的东西适当变得空灵一点，把我们的过于空灵的东西，适当加入一点叙事。叙事性的东西的每一个片段是的，起来是完整的。我的作品相当于没有完成，因为每一首短诗都应该去尽到它自己的职责。 吴若海：我补充一点，就是小说的结构。首先时间是圆形的东西。开始陈一飞到麦纳小镇，到后来离开麦纳小镇。（若海读……）从楔子开端是幸福，并且写了幸福的雪，虽然着墨不多，到第三部结束的时候，也是在雪景中结束。幸福的雪和麦纳小镇的雪是不一样的，幸福的雪是的。结构是个环形结构。整个小说从幸福开始，结束在幸福，是环形的。而时间呢，周而复始。如果我们相信的是线性时间，一直就往下走，不会回头。这个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到底时间是线性的，还是环形的。当然这个问题不能在小说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但写的时候把它放进去，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
小结：研讨发言，每个人都想到的是那给予自己很多的一流作品，对自己的人生最有的那个人。我们也因而懂得《诗殇》的高度。陈一飞如尼采或梵高，不死也会疯的。 如今我才明白你想对我说的是什么 你为自己的承受了多少的痛苦 你多么努力的想让它们得到 但是人们却理会 那时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倾听 或许他们现在会愿意听 因为他们当时无法爱你 可是你的爱却依然真实 而当你眼中见不到任何的希望 在那个繁星点点的夜晚 你像许多的恋人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多么希望能有机会告诉你，文森特 这个世界根本配不上 像你如此美好的一个人。
笔名两岸，女，汉族，1969年7月1日生，曾在《山花》《边疆文学》《贵阳日报》《贵州都市报》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作品。有作品收入《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诗歌《死城》收入《中华诗歌精选》。散文集《明天已成今日》荣获第二十四届“东丽杯”全国孙犁散文三等。诗歌《秋天带来许多诗歌》荣获第二十五届“东丽杯”全国鲁藜诗歌一等。现居贵阳，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西南六省区鲁迅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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